“民国名报撷珍”丛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。它不仅为还在发展中的90年代散文阅读与写作的热潮，开辟了一个新的资源，为散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批精选的读物，还具有一种学术的价值：它促使我们注意“现代散文小品”与“现代传播（报纸、杂志）”的关系。———这其实是散文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。
作为现代散文小品与现代杂文，是萌发于清末民初，诞生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而且始终是与现代出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当年文学史家阿英在讨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“近代散文”的产生时，即明确指出：“这种文学的形式，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。印刷发达之后，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，在此，产生了近代的散文，即一般的叫做“feuilleton的形式”（《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》）。这里说的是西方近代散文，中国其实也是如此。在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中，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，更是几乎全赖于报刊的提倡：这已成为文学史家、散文家的共识。“五四”著名的小品文作家梁遇春满怀深情地指出：“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”，他甚至说：“有了《晨报副刊》，有了《语丝》，才有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，鲁迅先生的杂感”（《〈小品文〉序》，1929年）。因此，有论者将小品文定义为“报章文学与纯文学中间的汇合”（夏康农：《论小品文》，1935年）。梁遇春在前所引的文章中，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：“小品文的发达同定期出版物的盛行做正比例的”。事实正是如此：考察现代散文史，可以发现，本世纪有两次散文创作高潮，一次是30年代，另一次发生在世纪末的90年代；两度创作高潮，都伴随着报刊发行与出版的热潮。在30年代，不仅涌现了大量的文艺副刊，而且第一次出现了大批专门化的散文杂志，如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、《宇宙风》、《文饭小品》、《太白》、《逸径》等等，这些杂志实际上起到了散文创作的“组织者”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各出版社争先出版散文（小品、随笔、杂文等等）创作集（据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提供的材料，1930—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达853部，而1920—1929年仅190部），出版各种外国散文译本，特别是大力介绍中国明末小品文与六朝文，为现代小品的写作直接提供资源，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。而90年代这一回“散文创作与出版热”规模、声势都更大，同样是报纸的副刊大量涌现，同样是专业化的散文刊物的不断推出，同样是散文创作集的大面积的出版（而且多采取“丛书”的形式），同样是外国的与传统的散文资源尽力开发，而且更有系统，重点转向“五四”以后的散文小品、杂文的重新整理与出版———天津人民出版社这回推出的这套“民国名报撷珍”丛书，本身即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。由于事态还在发展，目前尚不能作出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概括；但结合30年代的那次热潮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，本世纪这两次散文创作与出版的高峰，都与30年代、90年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变化，文化观念的变迁，文化欣赏、消费心理（期待）的嬗变，以及文化市场的相对繁荣与成熟有关。因此，所面临的实际是一个“现代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”问题———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许是更为根本的，但也是在这里无法展开的。
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现代散文的创作与出版的关系上去。当年茅盾有一个自述，颇值得注意。他说自己在30年代曾一度为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副刊写稿，而“自由谈”是一个“软性读物”，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，“于是我所写的，便不能不是又像随笔，又像杂感”；他因此而体会到“一个作家有时既不能不像有个厂家似的接受外边的‘定货’，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‘定单’去制造”（《〈速写与随笔〉前记》）。这里说的正是出版（文学市场）对创作的制约与影响，也就是说，作为报刊文体的现代散文，它所必然产生的对传统散文的变革，并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特点。我想，这正是我们在阅读与研究“民国名报散文小品”及其同类现代散文时，所必须注意与思考的。应该说，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。曾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现代都市中的期刊、报纸的主要读者与作者，也就是文学市场中的买卖双方，都是“小布尔阶级”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都市小市民”，他们的社会地位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与心理，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消费欲求：“他们要节省时间，省精力，情愿从事刹那的愉快”；“他们所喜欢的，是轻巧，是易于变花样”；“他们也是清谈，无所通而又无所不通，无所读而又无所不读，……求学治事，处己待人，均取浮萍一样的态度。随时势之所之，不宗一家，不主一说，凡百皆疑”；他们常“重古而非今”，“或追怀古代，或逆溯史迹”……。以上这一切，都决定了报刊上的小品散文的“软性”特征：注重知识与趣味，无所不谈，泛而不深，短小成章，旁敲侧击，文笔轻巧，闲适中略含感伤……等等（方非：《散文随笔之产生》）。这样的分析自然是简单的，但却能启示我们：对“文学市场、现代传播媒介（报纸副刊，出版物）”、“作者”与“读者”三者互动关系进行具体、深入的分析与研究，或许可以打开现代散文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。甚至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：能不能以此作为描述现代散文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呢？我以为至少是可以一试的。———如果这些设想大抵可以成立，那么，本丛书就是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事实材料，别有一种价值了。
而散文小品、杂文（我们还没有提到报告文学）这类现代文学样式与报刊的联系本身，也能给今天的作者与读者以启示。我曾在一篇论及鲁迅杂文的文章里谈到，杂文（或许还应包括散文小品与报告文学）是现代作家（知识分子）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、中国（以及世界）的社会，思想、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最重要、最有效的方式。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，自由地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最迅速地接纳、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，作出政治的、社会历史的、伦理道德的、审美的评价与判断，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。可以预计，随着现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，散文小品、杂文、报告文学将越来越深入到现代生活中，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，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；另一方面，当散文小品、杂文、报告文学这类文体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，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，而这种变异既有积极的方面，同时也必然有许多消极的因素。但从总体上看，散文小品、杂文、报告文学这类报刊文体，是与“现代式（正在进行式）”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，也就因此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忠实的记录。鲁迅早就说过“‘中国的大众的灵魂’，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”这样的话，并有过“作一部中国的‘人史’”的计划；今天再来读当年的散文小品、杂文———比如读摆在面前的这套“丛书”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：这里，正是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（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有名的无名的），他们的思想、观念、心理、情感，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———平时怎样打发自己的肚子，有俩钱儿、三五好友相聚时又喜欢吃什么；时兴穿什么衣服，如何打扮；居住条件、以及居住方式：独门独院，还是公寓式的？闲暇时读什么书，看什么电影（戏曲什么的），最“迷”的作家、影星、歌星、球星是谁？节假日到哪儿去玩？老家里还有没有人，有没有来往，是否圆过“还乡”的梦？孩子上什么学校读书，有没有麻烦？一大家子人，夫妻之间，婆媳之间，妯娌之间，处得如何？……等等，正是对这些民生、民情、民俗、民性、民魂……的具体描摹，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活的现代中国人的“人史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套“民国名报撷珍”丛书也可以看作是民国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。（本文为“民国名报撷珍”丛书的总序，该丛书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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